私家徵信社強行入室拍攝偷情者裸照
私家徵信社秘密跟踪婚外情的主角,然後強行入室拍攝裸照,委託人只要交納相應的費用,即可拿到裸照——這是得邦女子維權中心(以下簡稱“得邦”)打著“維權女性娘家人”的旗號,向客戶做出的承諾。
2008年5月29日凌晨2時,在得邦為成都市民劉女士進行的一次“維權行動”中,私家徵信社撬開一處住宅的防盜門,和劉女士一起衝進臥室,強行拍下了劉女士丈夫曉強(化名)和第三者的裸照。

近日,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檢察院以涉嫌“非法侵入住宅罪”,將涉案的6人批捕,劉女士被取保候審,得邦的負責人劉小林在逃。

此案一出,引發公眾對私家徵信社行業的議論。在觸碰法律的底線後,自稱“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”的得邦,為私家徵信社行業亮起了警燈。

得邦如何讓客戶掏錢

10月15日,記者來到得邦設在成都的辦公地點。 “女子維權”的廣告牌依然豎立,位於大樓4層的辦公室,大門緊閉,一名身材健碩的中年男子蹲在走廊吸煙。與得邦門對門的得邦律師事務所也緊關著門,寬大的諮詢台空空如也。

記者走進同在4層的某投資諮詢公司,工作人員都告訴記者自己長期在外出差,對得邦的事情一無所知。

幾經周折,記者找到了曾在得邦工作多年的小梅(化名)。據小梅介紹,得邦創建於2004年,註冊資金10萬元,營業執照上核准的經營範圍是市場調查、商務信息諮詢服務、維權諮詢、婚姻介紹和法律信息諮詢。
得邦的實際業務是做私家徵信社,接受客戶的委託,拿到客戶配偶發生婚外情的直接證據。
“這樣的直接證據基本都是床上的裸照,一般是私家徵信社撬開房門後,強行入室拍攝。”小梅說。
她告訴記者,得邦設有辦公室、調查組等部門。辦公室的主要職責是處理日常事務,同時接待前來求助的女性。
得邦善於利用媒體
調查中記者發現,收集婚外情證據只是私家徵信社的工作領域之一。目前,私家徵信社的市場還觸及查賬、產品打假、尋人尋物、催收賬款等方面。
小梅告訴記者,得邦在經營的這4年時間裡,上演過許多次“捉姦在床”的鬧劇,許多受害者都因為怕丟面子而不報警。 “雖然婚外情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,但強行入室拍裸照這樣的行為已經犯法了,就應該報警”。
我國刑法第245條規定,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,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面對隱私被侵犯,終於有受害者開始了反抗,劉女士的丈夫曉強就選擇了報警,引發了得邦的崩盤。
成都市民王先生評價說,曉強是在撕破臉皮,以對付自己遭到的侵犯。 “如果大家都這麼做了,引起警方重視私家徵信社這個群體,私家徵信社的違法空間就會一步步縮小”。
採訪中,記者還發現得邦善於利用媒體。
據小梅回憶,自從得邦打出“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”的牌子後,吸引了意大利、法國、卡塔爾等國的媒體前來採訪,本地的一些媒體更是頻頻光顧。
“每當有一個命運比較曲折的求助者出現時,得邦都會有專人負責通知媒體,記者採訪時往往只關注求助者的悲慘經歷,而忽視得邦的手段是否合法,這樣就在無形中提升了得邦的形象。”小梅說,“記者對求助者的憐憫,也可能成為私家徵信社利用的工具”。
私家徵信社何去何從?何毅律師表示,社會有需求,這是私家徵信社存在的理由。對於取證的合法性問題,需要整個行業進行探討,未來有可能以專門的法定形式予以規範。她認為,私家徵信社在解決了取證合法性的問題後,未來有可能合法化。
“工作人員會先聽她哭訴一番,然後誇她終於找對地方了,並當場許諾一定能拿到她'想要的東西',之後就是讓她交錢。”小梅說。
曾經到得邦求助的李女士向記者證實說,自己就是這樣掏出了辛苦掙來的積蓄。
今年年初在得邦辦公室,李女士哭訴丈夫可能在外偷情之後,“工作人員說,她們給我撐腰,一定可以拿到我丈夫和情人在床上的裸照,之後就讓我趕緊交2.9萬元錢。”
李女士回憶道,當時自己還沒反應過來,就被帶到了交錢的地方。
小梅告訴記者,得邦要求工作人員趁客戶還在悲傷之時,盡快付款,免得客戶冷靜下來問這問那。
李女士在交納了2.9萬元調查費後,與得邦簽訂了一份合同,對方答應盡快調查,拿到裸照之後與她電話聯繫。
離開得邦時,工作人員提醒李女士,合同如果放在家裡,恐怕會被家人看見,調查計劃可能暴露,所以合同可以放在得邦的保險櫃裡代為保管。還沉浸在悲傷中的李女士就交出了合同。
這樣,李女士給了得邦2.9萬元錢之後,沒有拿到任何憑據,回家開始了等待,一直沒有獲得裸照。得邦出事之後,李女士好不容易要回來大約2.1萬元。

和李女士一樣,王女士在交納了1萬元的調查費後,進入漫長的等待,至今既沒有得到裸照,也沒有獲得退款。

小梅透露,按照工作流程,辦公室會將求助女性提供的信息發送到調查組,調查組根據信息進行蹲點、跟踪等行動,如果看到跟踪對象和“第三者”進入房間,則伺機撬門進入,強行拍攝裸照。

如果跟踪對象警覺,調查組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突破,則放棄跟踪,調查費盡量不退還。
對於調查費的收費標準,小梅說主要取決於客戶的經濟狀況,“一般交談10分鐘,就差不多能了解客戶的收入,條件好的就多要一點,條件不好的也要一兩萬元,而且從來不開發票。”
八成以上律師可代為聯繫私家徵信社
公民生活中的民事糾紛,國家的偵查和訴訟機關一般不會介入,但是當普通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,當事人往往沒有相應的技術和能力開展調查,於是,這種需求便孕育出私家徵信社,並在一些城市得到發展。得邦的分支機構曾經開設到了上海、昆明、義烏等城市。
在百度裡搜索“成都私家徵信社所”,可找到83,900篇相關網頁,涉及徵信社事務的公司有數十家,其中絕大部分公司的業務涉及婚外情取證。
記者在4天的走訪中,以“幫助姑媽調查姑父婚外情”的名義,連續走進了多家律師事務所,八成以上的律師表示可以幫助記者聯繫私家徵信社,以便拿到“確切”的婚外情證據。而且,律師們強調這些私家徵信社都是長期合作的伙伴,信譽可以保證。
其實早在1993年,公安部就發布了《關於禁止開設“私家徵信社所”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》,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民事事務調查所、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家徵信社性質的民間機構。
作為對策,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私家徵信社所,大都藉“信息諮詢中心”、“專業調查中心”的名義,暗地進行調查取證。
有過法律工作經驗的賀女士,就曾想和朋友開辦私家徵信社公司,因為她認為這個行業有巨大的市場,有豐厚的收益,壓力也較小。
“私家徵信社的壓力有兩方面,一是工商,二是公安。”賀女士直言不諱。
但這兩方面在賀女士眼中又不算大的壓力,因為工商部門的查處僅僅涉及營業範圍,私家徵信社的活動往往比較隱秘,工商部門不容易發現,就算發現,也不過是罰款、整改,而這與營業利潤相比,微乎其微。
而來自公安部門的壓力則更小。賀女士告訴記者,想合開私家徵信社公司的發起人中,就有公安部門的朋友。 “在有的私家徵信社公司裡,一部分私家徵信社來自下海的公安偵查員,憑藉這些人在公安部門的關係,再加上公司業務多是老百姓的私事,與公安部門不存在業務上的抵觸,所以公安的監管很鬆。”
小梅也告訴記者,得邦有一些公安和法院系統的關係,“一位從法院退休的楊老師,一直都是得邦公司的'軍師'”。
泰和泰律師事務所的何毅律師表示,催生私家徵信社市場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法律。民事訴訟法規定了“誰主張,誰舉證”的原則,除了醫療事故等特殊案件外,要想打贏官司,必須由原告舉證。原告聘請私家徵信社取得的證據,可能不具備合法性的要求,因而該證據可能不具備法律效力。但在現實中,被拍裸照者受害後往往不會報警,所以,裸照一類的音像資料證據往往能作為證據鏈條中的一個環節,證明婚姻中一方存在過失行為。
“證據合法性在理論與現實中的差距,也為私家徵信社市場開闢了空間。”何毅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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